费福泉（1927— ），194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6月初任上海地下党男中区委委员，1946年底任改组后的市立中学区委委员，1949年初调任北四川路区委委员。上海解放后，历任团市（工）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团市委统战部部长，市青年联合会秘书长、副主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等职。

上海战役中，解放军冲过上海市苏州河上的船板厂，迂回到敌后 资料图片

　　发动群众，精心准备迎接解放

　　1946年年初，经组织安排，我到第十民众中学去教书，实际上是那里的负责人。后来，我又被调到男中区委任委员。1946年夏，国共和谈破裂，全面内战爆发。同年11月，组织上传达了周恩来离开南京返回延安之前对上海同志的嘱托：再坚持5年，不会让你们熬到白头。这不是凭空说说的，是根据当时国共两党力量的消长，人心向背的趋势得出来的。但是，革命形势发展得真快，没到5年上海就解放了。

　　1946年冬，根据地下党学委的部署，我们组建了市立学校区委，有潘文铮、乔石等，力量更大了。1948年6月，我被任命为市立中学分区委书记。

　　1947年年底，毛主席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点。随着战争形势的推进，人民革命力量同反人民的反动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党的斗争策略也随之变化。1948年下半年，组织上就不再搞大规模的群众上街游行示威活动了。组织上指示，老百姓已经对国民党当局的反人民本质看得很透，国民党当局已经丧失人心了。党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各学校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工作上。1949年，南京“四一惨案”发生后，上海各校学生以多种方式声援南京同学，但是不进行大规模的群众上街游行，避免在国民党当局尚能控制的地区同反动势力硬拼，以至于暴露力量。上海地下党斗争策略和活动方式的转变是为了保存实力，坚持到决战胜利。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消息传到上海，大家非常振奋。为了迎接上海解放，从1949年2月起，上海地下党组织开始从原来按产业部门划分组织改为按地区划分组织。我担任了北四川路区委委员，沪北大区委员浦作同志领导我们。浦作同志兴奋地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人民解放军强大，占压倒性优势，因此上海解放不必采取内部武装起义，而是要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破坏，做好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接管上海的工作。上海解放，这么大的城市能这么完整地保存下来，我们的地下党做了大量的护厂、护校，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我们在上海的产业工人中的力量很强大，所以在上海解放的过程中，水、电、煤气都没有停止供应。

　　在北四川路区委的实际工作中，我深深感受到，刘晓同志在恢复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时，一开始就重视中学生党的工作，这是有远见的战略眼光。解放前，我们四川北路区委有产业工人，但是人数不多，大学也只有一个光华大学，剩下的都是中学的组织：我们通过中学的党员来设法发展党的力量，多方面开拓空白单位，想方设法充实革命力量，为护校、护厂、维持社会秩序打下了组织基础。比如，中正中学党组织设法开辟了与上海窑厂工人的关系，复兴中学开辟了与海宁洋行（今益民食品四厂）、中南橡胶厂、南市港区码头工人的关系等。由于这些工厂企业里面还没有党的组织，于是我们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工人协会，发展了一批有觉悟的工人加入工人协会。

　　当时，我们在学校里建立了各种名称的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大多是从事革命工作多年的老积极分子。有些工人协会的工人组建了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经过组织上长期考察，在1949年4月发展了这批党员，使解放前上海的党员数目有了一个大发展。这就在组织群众方面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为组织群众，各校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全校性的学生自治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应变委员会等组织。1948年底至1949年年初，随着时局的变化，校方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比如，复兴中学的校长以前一直对学生中的进步活动进行压制，开除学生，对在1948年秋冬尊师运动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学生自治会也多方阻碍，但是到1949年后就同意成立了。

　　严密组织，为新上海保存力量

　　为了配合解放，做好接管的准备工作，各区委建立了调查研究小组。当时，京沪中学支部书记胡蔚英的爸爸是棉花研究所的所长。棉花研究所是幢独立的小洋楼，位于四达路山阴路大陆新村对面。刚出狱不久的邵有民、周久华和中正中学的范滋等几名同志以寒假补课备考为名，在那里的一个小房间里工作。胡的父母实际上是在掩护我们。当时，我们北四川路区委调查研究小组做的主要工作是由区委布置各校党组织，分别负责将区内国民党党、政、军、警、机关的位置标在北四川路地区的地图上。当时，我们还发动党员、人民保安队队员提供国民党官员、工厂学校的负责人、能够争取的同情党的进步人士的名单，有区别地做好通讯录，汇总上报。周久华等同志很细心地整理、复写这些资料，并装订成册，送至沪北大区委。对策反对象的上报，由上级组织统一视情况进行。浦作同志赞扬我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我们的党员同志还尽可能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搜集情报。比如，当时复兴中学对面是国民党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我们京沪中学、复兴中学的党员通过亲戚关系，先后把里面二楼的平面图搞到手，上报组织。

　　当时，我们还针对不同的对象，分别寄警告信、宣传党的政策的信件，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工商业政策》等，宣传党的政策，稳定人心。为了向各类人士分发宣传品，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我们把传单放在高楼的顶上，在捆扎传单的绳子上滴上硝酸水，等绳子自己烂了的时候，传单就撒了下来；还比如用邮筒寄宣传品，我们每个人分头负责几个邮筒，既分散又有组织。对于党领导的人民保安队如何布局以维持社会秩序的问题，我们区委讨论时，浦作同志指示，考虑到人民保安队的力量有限，不能全面铺开，应选区内几条重要的马路进行重点保护。根据分工，复兴中学的力量就放在北四川路，进行重点保护。

　　当时，我们党组织很严密，每个党员各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编号。为保护已经暴露的随时可能被捕的同志，我们使用多种联系方式或暗语。比如，送馄饨上门就表示你要撤退；如果在报纸等登寻人启事，则是通知这个人注意要出事了。因为当时已经来不及通过各级组织通知了，只能通过这些隐蔽的方式来传递信息。为了制作横幅、大红花，组织上细致具体地布置了如何分布到布店、购置时怎么说等。“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的臂章在运送时，都是各校党组织指令党员同志专人负责运送，而不通过党组织系统运存。例如，复兴中学由党员洪秀娥专门负责，东西都放在她家里，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宣传品也是由专人联系，分送各单位。从这些对地下党员的保护措施和组织严密性中可以看出我们党组织的成熟。

　　到了1949年4月时，我们已经开始准备迎接上海解放了。我们考虑到苏州河把上海分成了两块，如果解放上海的战斗打响，届时可能无法过河往来，因此发动住在苏州河南岸的党员、积极分子争取住到苏州河北岸地区和邻近单位，比如复兴中学的许多同志就住到了四达路。后来，果然和我们预想的一样，5月25日苏川河南岸先解放了。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沪北大区委的人民保安队指挥部就按预定计划在横浜桥的市立剧专建立。那时，全市人民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载歌载舞，欢庆上海解放。不少南下的同志和解放军指导员都说，这么热烈的、有秩序有准备地迎解放军庆解放的活动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见到的。

　　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迎接解放，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我们的理想实现了，我们的斗争策略进步了，克服了20世纪30年代“左”的做法，这说明我们的党已经日益成熟。我们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也做得很出色，一直在发动群众，从1946年的“六·二三”反内战、要和平大游行，到1947年的“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与国民党不断斗争，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本质，团结、教育和争取中间群众。1948年6月的“反美扶日运动”中，不少大学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在校内的大学生都不能出来，当时大专学生和中学生继续举行游行示威。我们当时已经影响到全市中学生人数的60%，中学生工作的战略意义当时是巨大的。刘晓同志到上海之后重视开展中学生运动，是具有远见的。这四年中，我们党发展壮大了，国统区老百姓的思想也有了转变。人心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国民党统治的瓦解。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开辟了大块的解放区。解放区是个榜样，国统区的老百姓看到解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到解放区的美好生活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对于人心向背的变化起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