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陈挥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70年前，陈毅率领大军解放上海并出任市长，领导全市人民通过清匪肃特反盗、清除流氓恶霸势力等，有力维护了社会治安；通过打击投机活动的“银圆之战”、稳定市场物价的“米棉之战”，逐步安定了市民的生活。

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妄言：共产党在军事上能攻占上海，但没有能力管理好上海，特别是经济方面管不好上海。还有一些心怀恶意的人说：上海这个大“染缸”，共产党人“红”的进来，“黑”的出去。

面对种种挑战，陈毅不止一次地告诫：解放上海后，接管上海、改造上海、建设新上海的任务更为艰巨，我们一定要把上海“染红”，绝不能被它“染黑”。这个意味深长的比喻，正如他为纪念上海解放一周年而题写的：“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新上海”。

为此，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团结爱国工商业者，为新上海的建设、发展与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为新生政权的巩固与新秩序的建立，进而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54年9月，陈毅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但到1958年10月，他一直兼任上海市市长，为上海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呕心沥血。今天，我们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不由地会更加缅怀陈毅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上海工人老大哥老大姐，我们归队了”

1949年5月28日下午2时，陈毅率领军管会所属军事、政治、财经、文教各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来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办公楼（现江西中路215号），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的身份，在这里主持接管仪式。与陈毅进行新旧政权交接的是赵祖康，他是上海解放前最后一任代理市长。

83万产业工人大军，是建设新上海的主力。陈毅上任后参加的第一个集会，就是5月31日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的上海工人纪念五卅运动大会。他走上讲台第一句话便说：“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是归队来了！首先，让我代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向保护大上海的人民群众，致以热诚的感谢！”说完，他向台下2000多名工人代表深深地鞠了一躬。这句激动人心的话，充分体现了陈毅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进城后主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则立场。

陈毅还非常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强调，中国革命的武装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部分组成。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增加了军队在知识上、政治上的敏感性。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同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他指出：“要改进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不要以外行充内行，干涉科学研究工作。要尊重原有的科学家、艺术家。”他强调：“知识分子从事精神生产，很难以物质价值来计算和比较，所以对他们的生活待遇要有适当安排。”

作为文化中心的上海，人才荟萃、情况复杂，中央特别任命陈毅兼任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到达上海后的当晚，陈毅就在三井花园（现瑞金宾馆）召集军事、政务、财经、文教等接管单位的干部开会，听取各系统汇报和具体接管方案，并作出政策性指示。

他对夏衍说：明天起就开始接管，要注意“先接后管”。文教的对象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教授、专家、文学家，所以情况不摸清楚不要乱管，先让他们安心，然后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千万不可居高临下。

6月5日，市政府邀请吴有训、周谷城、巴金、梅兰芳等160多位知名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现青年会宾馆）举行文化界人士座谈会。

座谈会上，陈毅和大家推心置腹、侃侃而谈，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他以自己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经历，鼓励大家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前进。他说，我这个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个人的改变就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头是地主家庭出身，信孔夫子那一套；后来接受新思想，改信“德先生、赛先生”，变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经过矛盾、消沉、碰壁，才选择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这种勇敢、诚恳的自我解剖，让在场的人感佩至深。这番讲话之后，许多过去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学者也讲了话。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就在这次会上讲了国民党几次要把自己送到台湾去、而他巧妙拒绝的故事。

“新的建设任务开始，让我们共同努力”

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成员，共同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是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上海是民族资本主义最为集中的地方。

进入上海不久，陈毅就在中国银行四楼大厅举行“产业界人士座谈会”，邀请荣毅仁、胡厥文等90多位产业界人士参加。陈毅说：“工商界的朋友们”——“朋友”二字一出，会场气氛就轻松起来了——“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16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

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充满担忧的工商界代表听了这番诚恳坦率的讲话后，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感到高兴。有人说，想不到这位身经百战、叱咤风云的将军是这样质朴豪爽、豁达大度而又谈笑风生、亲切动人。

会后，拥有申新系多个纱厂的荣毅仁兴冲冲地回到公司，对正在等候消息的经理、厂长们宣布：“即日做好准备，迅速复工！”42年以后，荣毅仁回忆道：“这次会议使我开始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也开始认识了共产党人。”他对陈毅的评价是：他是一位深切了解群众的领导，一位富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员。

这次座谈会后不久，荣毅仁邀请陈毅等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赴家宴。接到邀请时，陈毅正在市委开会，大家就议论起来。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理由是怕在政治上划不清界线，丧失无产阶级立场。陈毅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却怕几个资本家？真是怪事！难道同他们吃饭就会丧失立场？难道你们就不能利用吃饭的时间向他们做工作？我带头，你们还不敢去吗？”短短的几句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消除了许多同志做民族资本家统战工作的顾虑。

许多资本家感言：我们认识共产党，就是从认识陈毅开始的。解放初期，私营纺织业因劳资纠纷和资金缺乏面临较大的困难，陈毅亲自走访并指示银行提供低息贷款，通过总工会说服工人服从大局以妥善处理劳资纠纷。

他还千方百计帮助永安纱厂，将搁在日本、中国香港的300多万斤棉花和1万纱锭的纺机全部运到上海。经过陈毅的工作，解放前夕跑到香港等地的味精大王吴蕴初、火柴大王刘鸿生等人先后回到上海，还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需要指出的是，陈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全面的，既注意调动他们参与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因素，又对唯利是图、损公肥私的消极方面展开批评与斗争。

1952年2月，上海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并认真贯彻中央“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避免了运动中发生偏差，特别是对打击面有扩大化的问题予以及时纠正。

陈毅明确指出，上海的“五反”斗争，是全国“五反”斗争成功的关键。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未改变，“五反”斗争只是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中间那些最坏的危害国计民生的部分，使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使国家经济健康繁荣地发展。这是“五反”运动的根本目的。

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如不投降，只有灭亡

旧上海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城市，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是列强对华投资、中国官僚资本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各种反动势力云集之地。因此，上海解放后，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站稳脚跟，新生的人民政权能不能巩固，是直接关系到民主革命能否取得彻底胜利、新中国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

旧上海流氓帮会派系林立，盗匪恶霸活动猖獗；同时，国民党军队溃败时残留不少散兵游勇，特务机关又蓄意潜伏一批特务。这些残渣余孽和敌对势力趁新政权刚刚建立、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机，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和捣乱。

仅1949年5月25日至31日，全市就发生57起抢劫、凶杀等刑事案件，平均每天近10起。有的甚至把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寄到军管会，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对此，陈毅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强调：“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如不投降，只有灭亡。”

6月11日，上海成立军警民联合办事处，以统一协调各方力量，搞好治安工作。上海警备部队和市公安局在军管会的统一领导和全市人民的支持、配合下，集中力量对各种反动分子发起强大攻势。

难度最大的是对敌特的侦破工作。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组织作了“多层多线”的应变和潜伏部署，伺机进行破坏活动。这些敌特分子极端仇视新生的人民政权，不断进行各种捣乱、破坏活动。他们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破坏生产，刺探军政情报，指示轰炸目标，破坏重点工程。

为打击敌特的嚣张气焰，上海警备部队和公安局密切配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肃特斗争。6月中旬开始，半个月内先后破获国民党保密局精心布置的代号为“沪特小组”的七个潜伏组台、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直属组台和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工运委员会潜伏组台。

此外，配合其他地区，破获了在苏州、无锡、田家庵、明光、淮阴等地的特务潜伏电台，有效遏制了国民党特务的情报联络活动。

据统计，从上海解放之日起到1949年底，上海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特务案件417起，捕获特务分子1499名，缴获电台109部，枪支200支。

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就要一网打尽

陈毅率领上海人民，不仅粉碎了敌人的空中轰炸、海上封锁，而且稳定了物价、结束了恶性通货膨胀，打破了敌对势力妄图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迷梦。其中，陈毅亲自指挥的“银圆之战”，一举解决了货币投机活动，为巩固人民币的地位、建立正常经济秩序起了重大作用。

当时，暗藏的敌人、奸商和投机倒把分子在市场上一再兴风作浪，大搞银圆投机，哄抬物价。而上海市民由于在旧社会吃够了纸币贬值的苦头，唯恐人民币也会迅速贬值，因此一拿到人民币后就立即去换成银圆或抢购物资。许多产业资本因经营困难，也迅速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又加剧了通货膨胀。银圆与人民币的比价在一个星期内就由1比10O上涨到1比140O，后面更是上升为1比2000。

为了制止银圆投机，在军管会和市委的领导下，总工会、青联和学联等组织举行大规模的反对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活动，广泛宣传、动员市民拒用银圆；政府还采用“折实单位”发放职工工资、开办折实储蓄等方法，以解决基本群众因货币波动所引起的实际困难。

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扰乱金融操纵银圆的投机者赶快觉悟》的社论。同时，人民银行向市场抛出10万银圆，以使价格回跌。谁知投机者对警告置若罔闻，10万银圆很快被一吸而空，银圆价格继续上升。

6月10日，军管会决定对大投机商操纵银圆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大楼采取行动。陈毅强调：“大家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上午10时，两营部队和400名便衣公安人员查封证券大楼，扣押了250名重要投机分子。接着，公安机关在全市开展取缔“银牛”的非法活动，破获了许多地下钱庄。第二天，银圆价格从2000元降至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

接着，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在上海开展“米棉之战”，进一步打击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使物价迅速下跌。

经过几次大的较量，人民币终于在上海市场站稳了脚跟、树立起信誉，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为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民生打下了坚实基础。